斯坦福沒拿到的650萬美金,是給名校迷信交學費了

2019-05-07

作者:南橋

斯坦福大學

步長集團董事長趙濤,花650萬美金送女兒入斯坦福。除了賄賂教練的50萬之外,這錢全落入了升學顧問威廉·辛格(WilliamSinger)口袋。美國富豪通過偏門進名校,也不過花個幾萬十幾萬。趙家則豪擲650萬買入斯坦福,這比較冤大頭。斯坦福不一定值這650萬美元,但無知的學費,搞不好就是這個價。人哪怕有錢,也不能這么任性:一下子大尺度抬高門檻,后面的小富豪怎么辦?退一萬步說:即便是在富豪的江湖里,恐怕也壞了規矩。趙同學本來成績很好,上個挺不錯的學校不是難事。出事后已經被退學,也很悲催。

據說趙同學家人買入斯坦福這個開銷,是趙家父親32年的年薪。此事說明,做升學和留學顧問,興許比公司在藥市賣藥更強,比在股市割韭菜來錢更快。怪不得很多名校的中國留學生,畢業后并沒有從事本專業,在各自領域里推動社會進步,而是借助各自的背景,做起了留學顧問,服務于“人少錢多速來”的富人圈。這使得上國外名校,在某種程度上成了龐氏騙局:辛辛苦苦拼四年,出來立刻找下線。趙同學剛上斯坦福,就迫不及待開始直播,自述自己如何通過拼搏進入斯坦福。若非爆出丑聞,不知會有多少善男信女,會聽信這類雞湯。

咱中國人上學從小到大要上名校,在國內追求清華北大,在美國追求哈佛斯坦福,這說明了我們重視教育,值得肯定。名校有更出色的資源、師資和校友網絡,向往名校本無可厚非。可是名校的“療效”被高估,副作用被忽略。我在國內本科讀的是師大英語系,研究生在南大讀八十分系(打拖拉機太多)輔修英語,對名校與否的看法比較辯證。不過美國什么情況我知之甚少,出國前我找到一位老美籍華人同事,問他對我未來的求學有什么建議。他建議不要上那種最頂尖的學校,周圍都是學霸,拼得太累,到最后強弩之末,往后難有有勁。更何況人生大部分重要的技能和知識,是在做事中學到的。教育不全發生在學校與學堂。他是商界人士,實踐的作用更大,故而他的說法有傾向性,但也非毫無道理。人的一天成效,要看時間管理。一輩子成效,要看資源管理。

和我們中國人或海外華裔不同的是,有不少美國人和來自其他國家的家庭,想好了讓孩子學什么專業,比如讓其行醫、經商、做律師,本科階段會選擇越速戰速決,怎么簡便怎么來。有不少人本科教育就地解決,讀附近的州立大學,保持優秀成績,然后去拼后面的醫學院、法學院、商學院等。這就好比跑馬拉松,不在前面5000米就保持沖刺速度,而是先悠著點,后面來加速。

建議未來的家庭,在考慮子女留學時,多想想選擇學校和專業怎樣合身,而不是盲目追求學校排名前十前二十這些。本科階段要找一個教學出眾、環境安全、關愛學生的學校。一些很爛的學校要堅決回避,可是“好”學校比我們想象的要多。讀書這事就好比打籃球:身高一米六的球員通常打不過兩米的球員。過了兩米,是兩米零五還是兩米零七,不會有什么兩樣。這時候要看奔跑速度、靈活度、彈跳高度這些。美國那么多高校,排名是第三還是第十二,是三十還是五十,是四十還是六十,可以說沒有多大差別。一個排名標準變了,或是權重稍作微調,就會七上八下出現各種變化,說明這種排列本來就有不少隨機性。

好學校中包括不少在國內知名度不高但可能比較出色的學校。《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》中有一個類別,叫“乙類生能進的甲類學校”,包括雪城大學、密歇根大學、伊利諾伊大學等。它們的教學質量和研究水平都出色,錄取率卻比藤校高很多。家長可能更應該關注這類學校。一流名校錄取了學霸,出來可能還是學霸,未必有多少可稱道的地方。更了不起的,是把普通人造就成牛人的學校。曾獲普利策獎的著名記者和作家約翰梅欽(JonMeacham)畢業于南方大學(UniversityofSouth)的英語系。我都沒有聽說過這個學校。上網查找,發覺跟我現在所在的學校很像,屬于一宗教派別美國圣公會(EpiscopalChurch),人數很少,學生2000人不到。如今Youtube上如日中天且寫出了多部暢銷書的作家約翰·格林(JohnGreen),同樣畢業于中國人知之甚少的凱尼恩學院(KenyonCollege)。

名校本身也是有缺陷的。不少一流高校,包括加州理工、麻省理工、耶魯大學、芝加哥大學,大牛云集,包括多位諾貝爾獎獲得者。這些牛人扎堆的地方多重科研輕教學,對學生缺少關注。教授也沒有耐心伺候英語還磕磕碰碰的留學生,這里學生抑郁泛濫。剛從高中畢業,學生剛剛走出家門,正是進入成人的關鍵過渡期,需要有出色的過渡項目。有的學校人滿為患,生師比太高,比如25個學生攤一個教授,學生得不到個人化關注和成長所需的支持。日后老師不認識學生,還談什么讀研推薦信和求職的網絡?學生畢業,也不過是揮手而去,不帶走一片云彩。

名校崇拜,說白了還是無知惹禍。但這無知不全是家長和考生的錯。我訪談過《優秀的綿羊》一書作者威廉·德雷謝維奇,從他這里進一步了解到名校的優劣。訪談中我問他:不看排名,家長怎么知道哪些學校合適?他說你接下來要在這種學校度過人生中四年的時光,你不覺得應該先去調研一下嗎?問題正出在這里,很多家長和考生根本不會去調研,而是外包給中介解決。畢竟美國高校系統太復雜,學校非常多,美國教育部認可的高校有四千多所(來源:《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》)。如果尺度稍微放開,包括那種美容學院以及各種美國“南翔”,有5300家高校(來源:《華盛頓郵報》)。挨個學校去調查,家長和考生會眼花繚亂,更何況還存在語言障礙造成的信息不對稱。不過如果了解到一些具體方法,選擇過程會簡單一些,比如你鎖定特定的地理方位、專業選擇、學校類型、學校規模等要素,就可以將幾千所大學篩選出來,只剩下可操作性比較強的短名單,而不是簡單粗暴地利用人為的排名。

德雷謝維奇還說,《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》是用哈佛的標準去衡量所有學校。《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》的排名,除了既得利益者之外,大學校長都痛恨,卻只能奉陪。排名除了影響學生的選擇之外,還影響學校籌資。德雷謝維奇堅持認為這些排名完全是把橘子跟蘋果在比。如《華盛頓郵報》所言,美國高校并不是在同一個體系下運作。5300所高校,等于是5300個“獨立王國”。各有各的辦學方式,不是所有學校都期望做哈佛那樣的學校。如能打破名校的迷信,讓一些不那么知名但是教學質量一流的高校脫穎而出,實在是功德無量的事。我以后有機會,會開一個網課,和熟悉美國教育系統的專家一起,說一說美國高校和招生。

家長花的是錢,學生花的是青春,更應該考慮的是什么地方對學生造就更大。除了上述教育效果之外,對中國人來說,名校還造成了一個巨大的悖論:大家送孩子出來鍍金,提升他們日后發展的價碼,可是美國藤校的志趣未必在這里。

經濟學家阿諾·科嶺(ArnoldKling)在《三種政治語言》一書中提到,美國公共討論中,對話邏輯一般不外乎三個軸心。其中一個軸心是進步主義(Progressives),按照此軸心,人們喜歡按照“壓迫者”(opressors)和“被壓迫者”(opressed)這種二分方式討論問題。美國的名校,輿論多為進步主義把持,比較關注被壓迫的“他者”,多有放眼全球的情懷。這種志趣,有時是和個人發展相悖的。在國人中,這些知識分子多被俗稱“白左”,他們是民主黨的大力支持者。他們追求全球化、多元主義、宗教包容。他們多支持女權主義,維護同性雙性跨性酷性戀(LGBTQ)利益,倡導社會干預,傾向于扶持弱勢。

阿諾·科嶺所說的第二種軸心是保守主義(conversatives),他們的討論按照“文明”(civilization)和“野蠻”(barbarism)的二分方式討論世界。第三種是自由主義(libertarians),他們按照“自由”(freedom)和“強迫”(coercion)的兩種方式討論世界。這些視角更加多元,合在一起更豐富多彩。但在美國頂尖名校里,包括大部分藤校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這種高排名學校,后面兩種軸心的思維方式幾乎沒有市場。人們往往在那些不那么出名,但是教學也不錯的學校里,找到它們的聲音。保守主義的三觀,常出現在宗教背景的私立大學中。自由主義,則以一種非主流的方式,出現在既不極左也不極右的大學教師中,包括一些私立綜合大學、公立大學和一些博雅類小型大學。

和追求一份好工作而讀計算機、金融的中產家庭不同,不少富豪家庭出身的中國學生,不為未來生計發愁,可以不顧專業。他們為了進名校,會找偏門、冷門專業,包括過去中國人不怎么讀的藝術史,和大部分美國人讀不了的東亞研究。據說趙家的女孩,學的是東亞研究。他們要重點培養的,可不一定是具體的技能,而是關心他者的情懷。可惜FBI這么一查,事情全黃了。

(轉載南方周末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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